魏京武:半路出家發(fā)掘兵馬俑
發(fā)布日期:2015-07-12     瀏覽:1620次     文字分類:雕塑新聞  
 

“他還說,等我死了,你們再把我運回家鄉(xiāng)。他的這種精神,更對我們的發(fā)掘工作產生了很大的激勵?!碧丶s攝影王警

陜西考古學家講述從石器時代考古轉向秦漢考古的經歷
◇人物
魏京武

研究員,曾任陜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。陜西蒲城人,1956年考入西北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(yè)。1960-1993年期間從事新石器時代考古,1994-2002年期間參與了秦俑二號坑的發(fā)掘工作。

◇發(fā)現(xiàn)背后
秦俑二號坑

秦俑二號兵馬俑坑位于一號坑的東端北側,兩坑相距20米。二號坑平面呈曲尺形,俑坑東邊有四個門道,西邊有五個門道,北邊有兩個門道,門道都呈斜坡形。二號坑東西長124米,南北寬98米,面積約6000平方米,距離現(xiàn)在的地表深約5米。

兩度發(fā)掘李家村,推翻安特生的結論

1960年,我被分配到陜西省考古研究所,從事史前考古。1961年3月,我去了西鄉(xiāng)縣葛石鄉(xiāng)李家村遺址進行發(fā)掘。這個遺址是1959年陜西省考古研究所漢水考古隊調查發(fā)現(xiàn)的,1960年的時候做過試掘,發(fā)現(xiàn)一些陶器組合在當時來說比較特殊,和仰韶文化、龍山文化的陶器不完全一樣。特別是包括一種三足的罐在內的三種陶器比較少見。夏鼐先生和石興邦先生覺得很特殊,覺得有必要做進一步的發(fā)掘工作。

我就帶著考古隊去了。

我在那里發(fā)掘之后發(fā)現(xiàn),這里的陶器和仰韶文化有一定的區(qū)別,1961年發(fā)掘以后,我把這些標本都帶回來。石興邦先生帶了一些到北京給夏鼐先生看。夏鼐先生看了以后,覺得很可能是仰韶文化前身的一種文化,比半坡的遺址還要早一些。

我們就把它命名為李家村文化。幾乎是同時,北京大學的嚴文明先生在華縣的老官臺也發(fā)現(xiàn)了類似陶器,后來我把李家村文化歸入了老官臺文化。在此之前,新石器時代最早只到了仰韶文化,距今6000年左右。上世紀20年代,瑞典的安特生在中國通過一些調查,得出結論說,仰韶文化是從西亞傳入中國的。而李家村、老官臺遺址的發(fā)掘把新石器時代往前推了7000年左右,而且與安特生的結論不一樣。由于當時的社會形勢,這里的發(fā)掘后來停止了。大約是在1974年左右,我們所的另外一個同志在這里做了一些工作,把標本拿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做碳14測定,結果發(fā)現(xiàn),測定的年代為4600多年,這樣的話,比仰韶文化晚得多。

我?guī)状闻龅较呢鞠壬?,他認為,這個數(shù)據不太可靠,讓我再去做這個工作。

1979年,考古工作全面恢復了,我再度來到了李家村挖了一個探方采集碳標本,一個月時間就完成了工作。經過測定,距今為6900年,比仰韶文化要早。出現(xiàn)這種現(xiàn)象的原因在于,1974年的那次測試,因為我們所的同志沒有參加1961年的發(fā)掘,他是在斷崖上采集的上層龍山文化的標本。

1980年,我又到何家灣遺址進行發(fā)掘。這個遺址也是1960年考古調查時發(fā)現(xiàn)的,也在西鄉(xiāng)縣。這里主要是房屋基址和墓葬。我們在這里的最大收獲是,在仰韶文化上層有龍山文化,在仰韶文化下層,壓著李家村文化,三種文化的地層關系非常清楚,從碳14測定上,也證實李家村文化早于仰韶文化。到1982年底,這里發(fā)掘工作全部完成,發(fā)掘面積兩千多平方米。1983年秋天到1985年,我們又對龍崗寺遺址進行了發(fā)掘。這個遺址位于陜西省南鄭縣石拱鄉(xiāng)愛國村的西北部,有一個很完整的仰韶文化半坡類型的墓地,有三百四十多座墓。因為何家灣所發(fā)現(xiàn)的地層關系只是孤證,因此我們到這里做了發(fā)掘,使先前的結論得到了證實。

可以說,我主持的幾次考古發(fā)掘推翻了安特生的說法。
接著,安康修水電站,我們就在淹沒區(qū)進行了發(fā)掘。
遺址雖多,但文物并不豐富。

在五年多時間里,我們不僅做了一些發(fā)掘,而且做了一些搬遷古塔、古廟宇的工作。

1990年以后,寶中鐵路修建,我們又對沿線做了一些發(fā)掘工作,其中有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的墓葬。

參加秦俑二號坑的發(fā)掘

1994年,秦俑二號坑正式發(fā)掘。秦俑博物館館長袁仲一與我關系很好,他對我說,你來這里做吧。我有一點猶豫。因為在此之前,我一直做的是新石器時代和舊石器時代的考古,秦漢考古還沒有做過。但是,考古發(fā)掘的技術和程序基本都是一樣的。而且,新石器時代的地層比秦漢更復雜,袁仲一認為沒有問題,我就去了那里。從1994年6月到2002年8月,我一直在那里工作。我們在這里發(fā)掘了三千多平方米,把二號坑全部揭露出來了。每周一,博物館來一個車把我接到那里,周五下午又把我送回來。

秦俑二號坑的發(fā)掘是陜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秦俑博物館共同組織發(fā)掘的,具體的工作由秦俑博物館負責。這里在1977年曾經進行過試掘,之后又回填了。在1993年年底,二號坑遺址保護大廳上面的房子已經蓋好了,發(fā)掘工作就在房子底下進行。發(fā)掘前,國家文物局在北京召開了發(fā)掘方案專家論證會,并成立了由國家文物局領導的秦俑二號坑發(fā)掘專家組,專門指導二號坑的發(fā)掘和文物保護工作。在兩天的討論中,通過了發(fā)掘方案。

方案決定把二號坑的發(fā)掘分為三個階段:第一階段清理俑坑上部的土層,把棚木全部揭出來;第二階段清理二號坑北部一、四單元下的遺跡、遺物;第三階段,清理二號坑南部二、三單元棚木下的遺跡、遺物。全部工作爭取5-7年時間完成。1994年3月1日,還舉行了發(fā)掘典禮,國家文物局局長、陜西省省長等官員以及專家學者共有三四百人參加。當年10月14日,秦俑二號坑兵馬俑正式對外開放,三千多名國內外人士首次參觀了發(fā)掘現(xiàn)場。此后,每天都有五六千人,有時一二萬人到這里參觀。我們的工作情形,也暴露在觀眾的眼皮底下。

二號坑是一道一道的,下面放秦俑,上面是棚木,再用土覆蓋。我們劃分了24個20×20米的探方,每個探方又用十字隔梁分為四個小區(qū)。我們做的第一階段的工作是清理俑坑上面覆蓋的土層,把坑頂3600多平方米的的棚木遺跡全部揭露出來。

二號坑的邊墻、隔墻、門道、封木門等都全部揭示。在俑坑內,有修俑工人的足跡、鞋印等痕跡,門道上遺留了工人運送物品時留下的車轍。

其中,包括雙輪車和獨輪車。

而工人留下的烤火痕跡和暴雨沖刷的水流跡象,又可以證實,二號坑的修建歷經了冬季和夏季。在發(fā)掘二號坑的過程中,我們經歷了許多困難。由于坑內潮濕、高溫,遺址大廳又是封閉式結構,腐朽的棚木適宜霉菌迅速生長,每次殺菌都要用去一噸多的化學藥水,空氣中總彌漫著一股藥水味。我們在這種情況下工作,很多人都得上了關節(jié)炎。1994年夏季,大多數(shù)人都患上了皮膚病。

直到遺址大廳的通風條件改善后,發(fā)掘現(xiàn)場的空氣濕度降低,大家的皮膚病才得以痊愈。也是在這一年的8月,我們隊的王玉清在工作的時候突然跌倒,掙扎著爬起來后再次跌倒在坑邊。送往附近的解放軍三十三醫(yī)院急救后,診斷為腦血栓。從此以后他癱瘓在床,說話言語不清。

兩個兒子都要接他去住,但他不習慣,堅持住在考古隊的一間平房,他的老伴只好過來服侍他,每天晚上,他都要坐在輪椅上,由老伴推著他到俑坑附近轉一圈。他還說,等我死了,你們再把我運回家鄉(xiāng)。他的這種精神,更對我們的發(fā)掘工作產生了很大的激勵。

由于我家和石興邦先生住對門,作為秦俑二號坑發(fā)掘專家組成員,我每次回家時,他都要詢問二號坑的發(fā)掘情況并提了很多建議。此外,他還多次到現(xiàn)場指導。二號俑坑第一階段的工作結束后,一些考古專家如宿白、俞偉超等人都給予了很高評價。1999年,秦俑二號坑發(fā)掘專家組獲得了1996-1998年全國優(yōu)秀田野考古一等獎。

1600張照片拼成秦俑二號坑全景

1996年,二號俑坑上面的土全部清理完畢,3600平方米的棚木全部被揭示。要發(fā)掘二號坑,必須要把棚木去掉。而一旦揭去棚木,就再也不能復原了。此前的一號坑發(fā)掘就沒有留下棚木的原形,這次不能重蹈覆轍。我馬上提出建議,做一個棚木模型,全面展示二號坑的原形。

我提出這個建議后,袁仲一館長立即表示支持。于是,我們花了幾十萬元,做了一個十五分之一的模型。

做棚木模型的時候,我們專門成立了課題組。首先,我們就制作模型所需要的材料、儀器做了很多的調研。選泥型用土的時候,工作人員專門把不同的土壤樣品送到西北化工研究院,對土的各種性能和指數(shù)進行了測試分析,最后選定了紅色膠泥土。

為了獲得精確的數(shù)據,我們在二號坑內設立了控制測量網,建立遺跡測點一萬多個,并把每一個測點放在對應的制作模型上。僅測繪草圖,就畫了一千多張。由于模型巨大,制作時間很長,為了防止泥型干裂變形,課題組指定專人每天日夜定時灑水保養(yǎng),上面用濕布蒙蓋,頂上還搭了塑料布棚,同時注意控制溫度、濕度,使它經過兩年多仍然保存完好。為了讓棚木腐朽后的紋路真實顯現(xiàn),另一個同志實驗了多種方法。從這個模型上,人們可以看到二號坑的棚木全貌。

除了棚木模型,二號坑的全景照片也讓我們頗費了一番心思。按照常規(guī),拍攝這樣大規(guī)模的考古工地的全景照一般是用飛機在空中拍攝。

可是,二號俑坑上面已經蓋了保護大廳,怎么拍全景照片成了一個難題??脊抨牭膶B殧z影師一開始采用了人工拼圖的方式。他們爬上大廳網架的橫梁,對地面做俯視定點拍攝。然后把照片對照著圖紙進行剪裁、拼接。由于拍攝的光線、角度不統(tǒng)一,拼接起來誤差很大,而且色調也不理想,無法達到基本的要求。

此時,考古隊的發(fā)掘都受制于全景照的拍攝。袁仲一下令,不拍完全景照,就不允許發(fā)掘。最后,大家提出了新的拍攝方法并用計算機拼圖。

我們在二號俑坑上面布置了縱橫坐標系的方格形拍攝控制網,然后把相機懸吊在控制網的縱橫坐標點上,鏡頭垂直對著拍攝對象,操作者在下面用遙控器控制拍攝。

這種方式使得全部俑坑所需要的照片拍攝角度基本一致,光線和色調也比較接近,同時減少了人手操作的誤差。通過對燈光的布置和事先的計算,并檢驗了試拍效果,我們共拍了兩千多張照片,最后選了1600張。然后用計算機拼接成一幅全景圖。(信息來源:新京報 魏京武/口述、記者張弘/采寫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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